最近的大多数时间，李国凯都跟妻子坐在十来平米的屋里，无所事事。唯一不变的是，这两个50多岁的中年人生物钟还是和6月10日之前一样：每天凌晨2点起床，晚上8点睡下。
这是卖菜人的生物钟，曾经帮助李国凯一大早开着安徽牌照的哈飞轿车直奔上海东南端南汇的农贸市场，批发、运送、筛选洗涤、吆喝、卖菜，直至收摊都不犯困。
从接到拆迁通知，到看着铺子被砸掉，李国凯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铺子没有营业执照，它是李国凯在房东原本的一块花园空地上垒起的，“典型的违章建筑”。但辗转在上海各地，卖了20年菜的李国凯还是有点懵：“我们考虑到政策在那儿，就没给来拆迁的人带来麻烦，提前关门了。但还是太突然了，照道理应该是提前1、2个月的，也好让我们准备准备。”
年，在安徽宣城县城承包了一间茶厂的李国凯到了上海。“茶叶太多卖不掉，必须要去城里卖。”家里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他们管这叫“去外面去游荡，不务正业”。
李国凯不这么想，他认为事情的真相很可能与之相反：“乡下人没出过门，不懂啊。我想只要能吃苦，上海的钱总是要好赚一点。”
茶叶生意并不需要吃太多苦，它恰逢其时地在那几年替代烟酒成了送礼的首选。但还没做够3年，李国凯第一次遇到了城里的风险，茶叶行情大跌。李国凯是那时候转头开始卖菜的，他打算找一门“旱涝保收很有保障”的稳妥生意，“赚点辛苦钱”。
李国凯现在意识到，这门生意的辛苦之处除了起早贪黑，还需要不停搬家。从长宁区老火车站、合肥路、华兴路到延平路，李国凯一路落脚，但随着这些地方的马路菜场相继拆迁，他也只得一路被迫搬离。最后一次，他找到了延庆路18弄1号，“当时这一带没有卖蔬菜的”，待满了10年。
李国凯50多岁的妻子说自己学会了说几个蔬菜的英文单词，因为这两年，他们发现上延庆路买菜的外国人多了起来，得找一套自己的、和大菜场里不同的生意经。年，上海市曾宣布要用5-7年时间规划建设个标准化菜市场的规划。如今的延庆路东湖路口就有一家，但李国凯没有挤进去。他也因此没有拿到标准化菜场的集体营业执照。
现在，位于延庆路东湖路交叉口的标准化菜场。李国凯原本的菜店就在他们不远处。
菜场门口的公告牌。
在标准化菜场还没有大规模出现的年代，延庆路不到米的地方有过覆盖了3条街的襄阳南路-永康路-嘉善路沿路菜场，因为菜农们通常把菜摆在马路周边售卖，也会被本地人称为“马路菜场”。在几条马路外开了元龙书店的王务荆年代搬回复兴中路后，也常去那里买菜。
在嘉善路生活了60多年的上海食品厂退休职工王师傅发现，说了几年的嘉善路市政规划扩建并没有真正实行，唯一例外的是菜场。他们把菜场拆了。
“这里老早是贫民窟，我们这些没钱的人很需要这种菜场的。”他正提着从嘉善路上仅存的2家菜店里买来的一根茄子和一把葱，指着巷口的超市说：“国家整顿是好事，但我们居民生活太不方便了。超市里的东西乱七八糟，价格贵，蔬菜也不是以素菜为主。”
嘉善路仅存的2家菜店之一
张师傅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坐到嘉善路边解决午饭，他过去在嘉善路的马路菜场里有一个摊位。“半失业”之后，他一直在这附近摆流动摊位，踏上一辆助动车，往后座上栓上2个笼子，走街串巷售卖活禽。尽管在年花了多万在上海浦西的郊区买了房，每月也能赚上七八千元，张师傅还是跟妻子住在嘉善路的一间每月元的出租房里。这里的户型属于上海早期的筒子楼，几户共用厨房，厕所在房间里，但他熟悉这里。
下午2点多了，他回到嘉善路，坐在一张木头小凳上吃2两毛豆喝瓶啤酒，待会儿他或者午睡一会儿或者和邻居打个牌。
嘉善路背后的住宅区，这里聚集了很多十几年前来沪打工的外地人，慢慢形成了一个聚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跟起初的嘉善路-永康路-襄阳南路菜场关系密切。
离张师傅不到20米的一间不到10平米的店铺，王永生夫妇在这里做了10年家电维修生意，也在悬空搭出的阁楼里睡觉。因为苏沪方言相近，生在盐城的王永生妻子总能在招徕生意的时候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这帮助他们积累了不少熟客，王永生说，即便是最缺不得的冰箱，一些顾客也宁愿等他忙完，腾出空档再来修。但最近，他几乎天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真的忙不过来。
“赚钱总是辛苦的，不然别人为什么要给你钱？”妻子现在担心的是，夏天装空调的活又累又危险，她告诉上了年纪的王永生，“每年上海都会因为高空作业，中暑摔死十几个人”。
嘉善路永康路这一段多米的马路，两边排列着十来家小店，有做家电维修、白事，卖面粉制品的、蔬菜、五金耗材的，“都是从外地来上海做生意的，有时候要帮忙的话都客气一点。”他说。就像那天，几辆小货车停在嘉善路边，交警来准备抄罚单，海鲜店的老板娘大喊一声“永芳”，对街邻居闻声赶快跑出来把车开走了。
嘉善路永康路路口的海鲜摊，忙活了一天的老板们也会在傍晚出来坐坐，乘乘凉。
俞鼎是老房子物业开发公司“溪瑞诗”的一位负责人，在距离嘉善路不远的五原路，他坐在空调房里谈起了自己对城市的认识。过去4年，他一直从事“法租界”地块的房产相关工作，把房子整修之后租给外国人。
“任何一个发达的城市都应该是这样，聚集在城市中心的都是拼命努力的人。”俞鼎说，这些市中心拼命的人应该是些年轻人。
这座城市可能正被规划着朝着这个看起来无比正确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它自然聚集起来的社群显然不如俞鼎设想的那么整齐划一，且一味“发达”。“这个地方（整个法租界）除了外国人就是外地人，要么就是上海老年人。”山东人刘立军说。他听说，这座城市预计3年之内赶走万外地人——至于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说法，他没有查证。这个城市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几乎很少有人会真正追求它们的来源。
刘立军在延庆路经营一家不足20平米的饺子店。这条不到米的小路“前几年很热闹的，到今年就冷清了”，一下关了5家店。就连当年和他一起从沂蒙地区出来打工的多个老乡也走了，刘立军说，自己是唯一现在还留在上海的。
截图于更新于年12月的百度街景，那时，各家水果摊可以使用颜色各异的遮阳帐篷。
现在，它们被要求使用街道免费提供的统一遮阳帐篷。
“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留下来的那个人就是精英。其他的人不是吃不了苦就是目光短浅。你把眼光放长远了，无论干什么，以后肯定会好。”他现在总结说。刘立军的饺子店拥有营业执照，因此没有在延庆路整治中受到太大影响。
他看起来也确实对生活有过长远的考虑。2年之前，刘立军在新疆、河南、广东转悠了一圈，最后落脚的是佛山一间大型服装厂。当他谈起流水线车间的生活时，就会说：“没意思，这些看起来都没意思。说白了，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到了上海，他先在上海南面的闵行区卖了1年多水果，发现个体生意根本不像他想的那样容易，这才找了市中心永嘉路的“哈尔滨刘记”里，跟着饺子店的师傅学手艺。再转到延庆路的山东饺子店当了4年伙计，年，饺子店当时的老板把这家店转给了刘立军。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会在之后给出更详细的报道。
眼下看起来，这些“拼命努力”的生意人都没有搬离这座城市的打算。一个落脚处没了，他们就开始寻找下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在上海，每个人都有一套活下去的办法。
城市改造报道说的是一堵墙封住了音乐书店，我们会报道这个元龙音乐书店的邻居，中式居酒屋“花好栈”遇到的事。
文中摄影：马宁忆
（文中张师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