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只身一人来到深圳，算来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从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到如今俨然成了头发稀少、皱纹满脸的中老年“油腻男”。其间的经历谈不上精彩，目前的境况也是十足的平庸；不过毕竟是正值青春年华的三十年，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对于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一、初来乍到
刚来深圳时，人生地不熟，仅带着之前在内地工作时积攒下的元钱，在南山一个远房亲戚的单位集体宿舍里借宿。那个宿舍本来住四个人，刚好有一个人离职了，剩余一个空床位，我就这样住了进去。
每天早上七点多钟，等宿舍里的三个人都去上班了，我便起床简单梳洗一番，走到南山工业园的公交车站，坐将近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华强北的人才市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挤到招聘台前，将手写的简历连同毕业证、身份证复印件投递到我认为有一丝希望的每一个招聘人员手里。然后满怀希望地等着我的那个亲戚给我转达面试通知（我留的联系方式是那个亲戚的工作电话）。
那时候深圳的中心区还在罗湖，上海宾馆以西就被视当时深圳的“郊区”了。南山就更是有点像郊区以外的“乡下”，坐公交车要花上差不多一个小时，因此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地点是在罗湖。
一周多过去了，我也接到过几次面试通知，但都是不疾而终，就在我渐渐地失去耐心的时候，我的免费住宿待遇也终于“寿终正寝”了。
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宿舍，照例和其他三个人打着招呼，可他们都是不咸不淡地应付着，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怀疑和敌意。我也没在意，上厕所时，我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客厅谈论什么东西丢失和小偷之类的话题，我一出来，他们立马停止了讨论。
第二天，我的亲戚委婉地告诉我，我不能在这里住了。现在想来，所谓的东西丢失和小偷之类的故事，想必是那几个舍友为了将我赶出宿舍而设计出来一套戏码也未可知。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一个外人长期和他们住一起不是长久之计；加上我那时毕业才三四年，社会经验不足，情商也不高，说话办事都不对他们的胃口，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后来我住过十元旅馆，也在表妹她们实习单位的男生集体宿舍住过。那是一套在莲花北的商品房，里面除了一架铁床、一张草席、一个枕头之外，啥都没有；而且蚊子超多，以至于不点蚊香根本没法入睡。那个时候的莲花北小区刚开发，还没有建完，绿化什么的都没有做，楼栋之间还是一些泥地，我们也算是这个小区的第一批“住户”了。
差不多两个星期快过去了，身上的钱就剩下不到五百块，而工作还是没有着落。这时的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原单位是肯定不想回去；虽然在老家的时候，我父亲极力劝我向领导认个错，甚至他准备和我一起过去，但是我当机立断地拒绝了。回老家又不甘心，而且也没有什么好机会。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我只有自谋出路，我甚至跟在报贩子后面做了一番考察，准备实在不行就去卖报纸。
二、第一份工作
好在不久之后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是一家贸易公司，听名头似乎很响亮，进去之后才知道就是一家潮州人开的给各大海鲜酒楼配送海鲜、餐料的私营企业。除了一个财务经理是江西人，一个办公室文员是四川人之外，其他都是清一色的潮州人。
我应聘的是人事行政部经理，还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也是湖南人，也戴着眼镜，看样子有三十来岁了，之前在湖南一个县城的文联工作，平时喜欢写写东西，算是和我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老板城府很深，谁都不轻易答应，谁都给一线希望，似乎是让我们展开一场竞争。我们甚至在一间办公室一起上了一个多星期的班，最后终于我留了下来；这个时候我对于工资和其他待遇基本上没什么别的要求了。瞧瞧，潮州人做生意就是这么精明！
公司办公地点设在罗湖区的西武大厦，就在当时鼎鼎有名的阳光酒店对面，办公环境即使放在现在来看也算得上比较奢华。公司在旁边的向西村租了一套四房一厅的农民房作为员工宿舍，那是典型的城中村“握手楼”，污秽不堪的小巷像迷宫一样密布其中。我们男女混住在一起，房间里摆满了上下两层的铁架床，每个房间基本上都住了四五个人。
我和几个送货和在酒楼养海鲜的潮州人住在一起，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凌晨一二点钟才下班，接着洗澡、吃夜宵、抽烟、喝茶、看电视，一直闹腾到两三点钟才安静下来，客厅里的一台老式彩电几乎从来就没有关过。每天晚上从光鲜亮丽的办公大楼里出来，走进这阴暗杂乱的宿舍，简直有一种恍若隔世的迷离感。
有一天晚上凌晨一点多，我们大都已经入睡了，突然被客厅里的一阵争吵惊醒了。我走出去一看，只见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站在客厅中间不停地在用哀求的语气央求给钱，还说她们创业艰难，挣钱不容易。我一问才知道，有人在她们发廊进行了消费，没给钱就跑了，她就认定这人跑到了我们这里。我建议她挨个房间去认人，她看了一圈下来，没有什么发现，便悻悻地走了。
后来公司承包了水库公园的一个酒楼，我们便退租了办公楼和宿舍，搬到了水库公园里面。办公室安排在酒楼一侧的几个房间，住宿就安排在停车场下面临时改建的集体宿舍里。那时候我谈了女朋友，在公园里面另外租了一间带厨房厕所的单间，就在东湖边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没事就在湖边钓鱼、划船，那真是一段惬意而浪漫的时光。
可惜的是酒楼生意越来越差，公司经营也有问题，终于做不下去了，便在年宣布解散，而我也在这之前的年离开了公司。
十几年后的年，我又见到了老板。那时他在南澳和别人合伙养殖海鲜，妻子已经离婚多年，房子车子也卖了，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了。他央我帮他写一个状告他们老家村霸的举报信，走的时候给我拎了一大袋海鱼。
三、成家
实际上，我在第一家公司的时候，差点就成家了。那个女孩是公司酒楼的服务员，在碟片房里放碟片，俗称打碟——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卡拉OK行业才有的职业。客人在包房里点歌以后，房间的服务员会将写有歌曲名和对应编号的纸条交给统一管理碟片的服务人员，打碟人员从碟片库里找出碟片，放进对应的碟片机播放出来。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叫J的女孩时，她的清纯和秀丽打动了我，尤其是打碟时手脚并用的那股调皮和活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她约会了，在水库公园的大坝、游乐场、湖边，在她住的铁皮屋、在我住的集体宿舍……都留下了我们流连的身影。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第二年春节我带她回了趟老家，算是向家里人作了一个交代。
但是两年后我们还是分手了，原因似乎是性格不合，不过我知道农村出身的她主要是受不了我的经济窘境。那时我刚入职一家保险公司，每月工资是象征性的元，还要承担每月元的房租和日常的生活开支，而我的家里也给不到我任何的支持，经济的窘迫和她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她的离开我并没有过多的抱怨——实际上我也顾不上抱怨——因为我得挣钱养活自己。我几乎每天都在写字楼、居民小区、工业园区奔波，我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尝试和客户见面和成交。
就在某一天，我的BB机收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是一个讲家乡话的女孩子的声音，她报出了她的名字，我想到了之前在那家贸易公司见过的一个女孩Z。那时公司酒楼在报上公开招聘公关人员——其实就是招聘酒楼的陪唱和促销小姐。我们收到了不少的简历，几乎每天都有人过来面试。有一天过来了一高一矮的两个女孩，高个子女孩留着长发，皮肤白皙；矮个子女孩皮肤有点黝黑，齐耳短发，额前留着整齐的刘海，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这次来应聘的是高个子女孩，Z是来陪她的。她们都在南山一家电子厂上班，我一看简历，发现她们和我竟然是同一个县的，只是她们在不同的乡。我将我们的招聘目的如实告诉了她们，结果招聘没有成功，但是从此我们建立了联系。
Z以为我还在酒楼上班，想为她刚到深圳的弟弟找一份工作。我告诉了他实情，她便客气地邀请我有时间到她们那儿去玩。我想到见客户的机会来了，便欣然答应。哪想到这一来二去，她变成了我的老婆。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女儿在上大学，马上要读研了，儿子在读高中，成绩也还说得过去。
四、买房
动了买房的念头，还是因为年女儿的出生。
在那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想法。一来是因为自己收入不高，二来进入保险公司后，公司有住房提供，只是收取不高的房租。我记得第一次是住在冬瓜岭，那时那里还是一片低矮的廉租房（当时叫做安置房），其布局和城中村一样，只是楼层低一点。我们住在一栋平房里，有点像大学的宿舍，中间是走廊，两边是整齐划一的房间，大小也就一二十平方，带一个小小的厕所，房间窗户下面装了一个洗手台，算是厨房了。同时入职的几个部门同事都住在这里，两个人一间。那时和J已经算是分手了，也搬出了在水库公园租的房子。能够住上基本免费的房子，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利。
只是后来冬瓜岭要拆迁，我们搬出了那里，住进了长城大厦的商品房。那是公司自购的房子，上下两层复式房，装修虽然老旧，但是不失奢华。我们三个同事分别住在三个房间，我住在下面，算是独占一层。后来一个同事搬走了，实际上就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住在诺大一个复式楼房里，那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真是时刻都溢满心怀，直冲云霄。
那时女儿已经出生两三个月了，母亲也从内地来到了深圳，帮着我们带孩子。我们一家四口在这里“幸福”生活了一年时间”。直到接到公司通知，因为资产盘点和处置，我们要搬出这里，搬到了罗芳村一个叫一冶花园的地方，那是一个老式小区。我们住在一楼，里面是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外面有一个很窄的小客厅，相比长城大厦，这里就像是一个贫民区，但是毕竟是公司福利，我们也没有什么怨言。
再后来，我们的用工制度发生变化，从合同制改为代理制，公司就再也不提供住房了，我们只能在外面自己租房子。我们很快在布吉草铺村找到了一个一房一厅的农民房，但是住了不到半年，听一个老乡说起清水河的房子很便宜，而且房间又大，我过去看了一下，两房一厅的房子比我们现在的一房一厅还便宜，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搬了过去。
那个村子在一个半山坡上，后面是一个大大的垃圾填埋场，刚开始一切都还好，可是随着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它的毛病就逐渐暴露了出来。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吃完晚饭，坐在房间里看看书，突然一股臭味从窗户里飘了进来，我以为是有人在窗户外面大便，打开一看，没有看到什么人；我便将窗户关死，但是这种像大便一样的臭味还是挥之不去，丝丝缕缕地钻入口鼻之中。
那一晚，我终于下定了买房的决心。第二天，我买了份报纸，看到布吉一个花园在开盘，二三十层的电梯房，首付三成，送装修。关键是前期只要两万元就可以入住，剩余的首付款分三年按月付清。那时手头刚好有几万块钱，便立马坐车赶到了那个楼盘，稍微看了一下样板间，便下定了七楼的一套二居室，将近七十个平方，总价二十多万。签了合同，交了定金，心里终于感到一阵轻松。
因为是现楼，交楼的速度很快，不到三个月，我们赶在端午节前终于搬进了新家，看着光洁的地板和墙壁，抚摸着簇新的家具，我们心理涌起一阵自豪：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年，我们买了第二个房子，是坂田的一个小三房，价格也不到四千块钱，总价大概三十多万。十一月份，我们搬离了布吉，搬到了坂田的新房，但是心里的压力却是陡然增加了。那时妻子没上班，我一个人的收入除了养家，还得供两套房贷。
其实在买坂田的房子之前我有两个朋友分别买了福田和南山的房子，当时福田的房价大概在八千左右，南山的房价大概在五千多；他们都劝我和他们买在一起，我没同意，说到底还是兜里的钱不够。现在看来，我们的房子和他们之间的价格差不多有一倍左右的差距。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会有这么精准的眼光预判到深圳现在的房价呢？
而且更“可悲”的是，我在年将布吉的那套房子卖掉了！因为一直不好出租，加上房价在多年的低迷之后，突然涨到了多，我毫不犹豫就出手了。现在那里的房价都到了四万多，妻子为这事一直都在埋怨我。
对于现在深圳的高房价，我也讲不出什么高深的意见。我只知道，当初我们到深圳来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买房的焦虑的，说来就来了；而且经过三五年的打拼，作为工薪阶层的我至少能够买得起房子。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说起到深圳来，买房或者租房的负担成了他（她）们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即使买了房子，沉重的房贷又成了压在他（她）们头上的一座大山。
五、买车
对于每一个漂在深圳的打工者来说，最大的梦想无非是买房买车；而在不具备买房条件之前，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先买一部车。过年过节的时候开回老家，并不完全是为了显摆，而是因为越到过节的时候，火车票越不好买；而且拖家带口的，开车回去不仅方便，也节省不少成本。
我买第一部车是在年，那时候保险业务渐渐走上正轨，每天在外面奔波见客户，有一部车肯定方便很多，买车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手里不是很宽裕，预算便定在十万上下；而且添了女儿，家里老人也在深圳，有时候一大家人要出走走走，车内空间不能太局促。这样看来看去，便看上了新出的国产车哈飞赛马，外形很有特点，面包形状的车身，车内空间大，排量1.3，油耗低，价格12万左右，基本上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
我记得是三月份买的车，我在五一节就开回了老家。那时候正是SARS在广东流行的时候，在株洲下高速时，收费人员一看是粤B牌照的，连忙将收费窗口一关，像躲避瘟疫一样挥手让我们过去了，连高速费都没收。
接下来四年时间，我开着这车在深圳满世界见客户，闲暇时带着家人跑过广东省内很多地方，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回过好多次湖南乡下。除了跑长途时动力稍显不足，偶尔出现异响，甚至有一次突然出现空调漏水不制冷的现象之外，这车基本上没有出过大的毛病。四年的时间，我开了差不多十五万公里，平均每天一百多公里；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一辆车可能都会开得多一点。
年换了第二辆车，是雪铁龙的毕加索。第一眼见到它水滴形状的车身，我就完全被吸引住了（我承认我对于水滴型形状的车子有格外的偏爱），加上宽敞的车内空间，SUV车的良好视线，中规中矩的排量，已经降到了十五六万的价钱，我毫不犹豫就出手了。
不得不承认，合资车比国产车的质量确实过硬一些。只是有一次我自己作死，在一家改装厂装了一个油门开关，结果之后在回湖南老家的时候，在高速上突然熄火了；好不容易打着火，开到株洲的4S店检查了一番，换了火花塞，清洗了油路，没事了。但是开回深圳的时候，已经到了石岩了，又突然熄火了。这下再也没辙了，只好叫了一个朋友开车将家人和车上的东西帮我拉回去，我自己呆在高速上等救援车。后来4S店的工作人员将车拉到店里，检查了好久，才发现是改装的油门开关破坏了原来的电路，导致车辆行驶过程中突然熄火，这件事确实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训。
年国庆节，我开着这车带着家人回湖南老家，行驶到衡东县的时候出了车祸。前面因为流量大，车辆速度都减了下来，我在超车道跟着前车慢慢行驶着。突然，我在后视镜里发现一辆大挂车朝着我们直接冲了过来，我急忙往右打方向，想冲出这条车道。车头刚探出一点点，右边一辆大货车“嚯”地就冲了过来，将我的引擎盖掀开了一块。这时后面的小车已经追尾上了，将我的车顶着撞向了前车，我的车前后都受了撞击。挂车司机这时傻眼了，好在人没受伤。交警过来勘察了现场，之后我们的车都得驶离公路；前后车都叫了拖车，而我的车竟然还能开动，于是自己开着到了修理厂。不得不说，*铁龙的车还是比较皮实的。
年，我换了第三辆车，出于对*铁龙的信任，我用毕加索置换了C5。净车价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算下来一共是23万左右；交了三成首付，剩余的办理了三年贷款。对于我来说，这个车已经是比较“豪华”了，这个价格也基本上是我能够接受的上限了。
这车一直在开着，到现在已经十几万公里了，车况还不错，只是车身四周有一些地方刮花了，也懒得去修补。后来，深圳燃油车限牌，上牌还得摇号，买车就没那么方便了；而我也没有想到去换车了，时间越长，越没有换车的冲动，也有可能是开出了感情吧。
六、户口
我上大学那会，就业还是国家包分配的。我分到了重庆一家事业单位，户口也随之从学校迁到了单位。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比较“金贵”，基本上都是干部身份，我们的人事档案都放在在单位的组织部。但是刚毕业的那几年，我基本上都是在迷茫和挣扎之中度过的：挣扎着上班，挣扎着养活自己，挣扎着辞职跳槽，最后挣扎着回到了老家，又挣扎着来到了深圳——我想每一个刚出校门的学子们大多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吧。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从那家事业单位“裸辞”的，我向单位领导分别递交了停薪留职和辞职报告，领导都不同意；于是我在某一天留了一张纸条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单位宿舍，在当地一家私营企业入了职。一年后，那家私营企业倒闭了，我不得已回到了湖南老家。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只身一人到深圳找找机会。
辞职的时候，我的所有人事档案、户籍资料都没拿走（当时没有正规单位接收也没法转出来），导致我的户口还上在单位的集体户上。后来有原单位的同事告诉我，单位已经正式将我除名了，转告我要将户口迁出去。我便央求原来在一个科室的一个大姐，将我的户口落在她的家里，身份是她的侄儿。
年买深圳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开发商送了两个户口指标。两年后接到通知可以落户了，要两万块钱一个；那时候手头比较紧，就只给女儿上了深圳的户口，其中一个指标实际上就作废了。
那时候深圳大部分都是像我一样的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很少，土著就更少了，所以没有深圳户口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只是遇到办边防证、计生证、健康证等证件的时候稍微麻烦一点。
年，我儿子出生了，为了少交一点社会抚养费，我们将户口上在了乡下他外婆家里（那时候我妻子的户口还在老家）。这时候，我才知道，几年前我没有上深圳户口真是叫做“因祸得福”。因为按照深圳的计生政策，我超生第二胎的社会抚养费至少都要十几万，都抵得上深圳一套房子的首付了。结果我在妻子老家交了不到一万块钱的社会抚养费，将儿子的户口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这时重庆的大姐告诉我，因为要搞人口普查，她们那里要清查一些挂靠的户籍，问我能不能将户口迁出去；我也想到这事不能再拖了，便答应她尽快想办法。
年的时候，妻子的一个朋友到了大亚湾，在那里做房产销售，她一直在向我妻子推荐大亚湾的房子，我都没放在心上。但是当我了解到在那里买房子可以解决户口的时候，我心动了。
我们在五一节那几天抽时间到了一下大亚湾，没有费什么周折就下定了一套两房的房子，差不多90平方，三楼，价格才三千多。我看中的倒不是房子本身，看中的是可以上三个户口，而且手续很简便，这样我和妻子、儿子三个人的户口问题就一次性得到了解决。
后来深圳推行了积分入户政策，我一直都在